老话说，人有三处吉相：第一，下巴有痣；第二，鼻头圆厚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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我叫周小满，今年三十四岁，在芦溪镇老街上开一家小面馆，招牌就三个字：小满面馆。

店面不大，四张桌子，墙角一台老风扇，夏天转起来吱呀吱呀的，像谁在轻轻叹气。

我每天四点半起床熬骨头汤，六点开门，头一锅最浓。

镇上的老人爱赶这个点来，端着碗坐在门口的台阶上，一边吹一边吃。

我下巴上有颗痣，不大，圆圆的，长在偏左边一点。

小时候我讨厌它，觉得像一粒没擦干净的芝麻，洗脸时总要使劲搓两下，搓红了也没用。

我外婆姓何，镇上人都喊她何阿婆。

她鼻头圆圆的，厚厚的，笑的时候像一颗熟透的蒜瓣。

她给我梳头，一边梳一边说，人身上有三处吉相：第一，下巴有痣；

第二，鼻头圆厚。

我问第三处是什么。

她把我的头发扎成两个揪揪，说，第三处先不告诉你，等你长大了，自己找。

那年我七岁，住在河边的老屋。

屋檐下挂着一串一串的咸菜，风一吹，晃晃悠悠。

外婆一辈子没上过班，就守着一口灶。

谁家孩子满月，谁家老人做寿，都是她掌勺。

她做的桂花糖藕，甜得刚好，藕孔里塞满糯米，咬一口能拉出细细的丝。

她说，下巴有痣的人，是上辈子没吃完的福，留着这辈子慢慢吃。

所以每年冬天，她都会给我留一碗最稠的粥，说我下巴那颗痣还没吃饱。

可镇上不是人人都这么讲。

小学四年级，同桌王海涛拿铅笔戳我下巴，说周小满你下巴长痣，是好吃懒做。

我回家哭了一场，把脸埋在枕头里。

外婆没劝，只把我拉到灶台边，让我自己往汤里放盐。

她说，你尝一口，咸了淡了，自己心里有数，别人说什么不算。

汤是汤，也不只是汤。

这话我记了很多年。

我姨妈家的表姐叫阿珍，比我大两岁。

她生下来鼻头就圆，肉肉的，一到冬天冻得通红，像一颗小山楂。

镇上的人见了就夸，说这丫头有福气，鼻头圆厚，锅里常有。

阿珍确实顺。

她初中毕业就去了杭州，先在服装厂踩缝纫机，后来认识一个做批发的男人。

二十四岁那年，姨妈家摆了二十桌酒，我坐在小孩那桌，看她穿一身红旗袍挨桌敬酒，鼻头上扑了粉，还是圆圆的。

我二十二岁，中专毕业两年，在镇上的毛巾厂做统计，一个月六百二十块，骑一辆二手自行车，车链子三天两头掉。

我妈李秀云是镇上的裁缝，在东街口支着一台蝴蝶牌缝纫机，一踩就是三十年。

她话少，手上全是针眼，冬天裂口子，贴着胶布还在给人改裤脚。

我爸在我上初中那年病走了。

家里就剩我们娘俩，还有河那边老屋里的外婆。

我十五岁那年夏天，外婆走了。

那天特别热，蝉叫得人心慌。

她走得很安静，早上还喝了一碗粥，中午就躺下了。

我守到后半夜，握着她的手，那只手又干又轻，像一把晒透了的柴。

收拾她东西的时候，我在枕头底下摸到一个铁皮饼干盒。

盒子上印着两个胖娃娃，漆掉了一半。

里面是一对磨得发亮的银耳环，还有一张红纸。

红纸上用铅笔记着那两句话，字歪歪扭扭，铅笔芯还断了一截在纸边。

底下还有半行，被水洇糊了，只看得清一个“第”字和半个“三”。

我把红纸夹进一本旧农历册子里，一直留到今天。

外婆走了以后，我心里空了一块。

我常常站在灶台前发愣，锅里的水开了又凉。

我妈看不下去，说，小满，你要是想她，就把她那锅汤接着熬。

后来我真的熬了。

一开始很难喝，淡得像白开水。

慢慢就好了。

二十六岁那年，毛巾厂倒了。

机器拉走那天，我在厂门口站了很久，手里攥着一张写着补偿金的纸条，三千八百块。

路边的梧桐叶子一片一片往下掉，掉在地上被车轮碾得稀碎。

我在家待了三个月，天天睡到晌午。

我妈也不催我，只是每天走的时候，把那台缝纫机的踏板踩得很响。

有一天早上，她把我从床上拽起来，说，你外婆的手艺你学了七八成，镇上就没有一家像样的面馆，你开一个试试。

我说万一赔了呢。

她说，赔了就当交学费，我这台机子还能踩。

那间铺子就在东街口往北第三间，原来是个修鞋摊，月租四百。

我和我妈刷了三天墙，我买了两口大锅，十副碗筷。

招牌是我自己写的，毛笔字歪歪扭扭：小满面馆。

头一锅汤，我照外婆的法子熬，骨头焯水，姜片拍碎，火不能大。

可还是不对。

汤色浑，喝着寡。

我连着倒了三锅，蹲在后厨哭了半天。

开张那天，一共卖了九碗面。

我蹲在后厨数零钱，一共七十三块五。

我心里说，外婆，我开张了。

隔壁有个修车铺，姓顾。

老板叫顾明川，比我大三岁，手上永远有洗不掉的黑油。

他头一次来吃面，是第四天。

一碗雪菜肉丝面，加了个蛋，吃得特别慢，最后把汤都喝光了。

他放下碗说，老板娘，汤好。

我看他鼻头也是圆的，厚厚的，忽然就想起外婆。

后来他几乎天天来。

有一次我自行车链子掉在河边的坡上，天快黑了，正着急，他骑着一辆三轮车路过，跳下来蹲在地上给我上链子，手上沾了一手黑。

上完他站起来，说，周小满，你这车比你年纪都大。

我说你天天来吃面，我又不能给你免费。

他说，那就加个蛋。

我们结婚是在第二年春天。

酒席办在小满面馆里，五桌，把我妈和阿珍一家都请来了。

阿珍那时候过得很好。

她男人在杭州有两间铺面，她穿得光鲜，指甲修得整整齐齐，还给我一对小金镯子，说以后生了丫头就戴。

我妈那天喝了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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